2012年7月11日 星期三

轉載:隋唐軍事戰略

作者:慎‧中野


隋唐軍事戰略簡報





一、隋文帝之開國





北周靜帝大定元年(581年)二月,身為北周外戚和權臣的隋王楊堅,從其八歲的外孫宇文衍手中篡位,建立隋朝,年號為「開皇」,是為隋文帝。

隋 文帝建國後,其對內對外之重大措施,首先以穩固權力和統一天下為目標,因此主要目標放在消滅南方的陳朝。但欲對陳用兵則必須顧慮北方強寇之突厥。隋文帝初 期以為突厥自周以來兩國和好,故不致成為大患,於是採北守南攻之策,一面開始修築長城加強北邊守備,一面準備揮軍南下。但不料突厥沙鉢略可汗認隋對其禮 薄,遂在北周嫁突厥之宗女千金公主的哭求下,於開皇元年(581年)十二月入寇。幸是時逢陳宣帝卒,後主遣使請和,文帝乃急速召回伐陳之師,轉為南和北攻 之策。

對突厥的戰爭初期採守勢,於國防線上之重要據點置重兵,再以離間計分化突厥內部後,始行有限攻勢將之逐退,至開皇四年(584年)得以轉回北和南攻的政策,但持續對突厥行安撫和分化的外交諸政策加以牽制。

隋 開國後,行頗多改革政策,主眼放在穩固中央權力,開皇元年開始逐步建立「三省六部」的官制。開皇三年(583年),罷天下諸郡,以州統縣,掃除過往州郡過 繁之弊。特別需要提出的是,開皇七年(587年),隋首開科舉制度,廢除魏晉以來「九品官人法」,由教育體系中發掘人才 ,對中國歷史有極為重大的影響,但此時科舉及第者仍只能任下級官員。

開皇八年(588年)十月,隋軍一反之前的「稍攻即退」的襲擾戰術,揮軍南下行總攻擊,至開皇九年(589年)元月即攻陷陳朝首都建業(今南京),旋即轉入掃蕩殘敵的階段,結束南北朝的時代。

隋文帝以節儉著稱,滅陳後續行之前的諸多改革政策,清吏治,積糧財,自隋文帝逝世時,稱天下儲蓄可供政府五、六十年之用。 外患方面,除外交分化牽制之外,亦多次偕同突厥部中親隋者行攻擊,經滅陳前後總計六次的討伐,使啟民可汗所部成為隋之屬國,是為東突厥。





二、隋煬帝之敗亡





隋文帝仁壽四年(604年)七月,隋太子楊廣經多年政治鬥爭,終趁隋文帝患疾時弒父自立,是為隋煬帝,次年改元為大業元年(605年)。

隋煬帝性好大喜功,甫稱帝即大興土木,其重要建設如下:

(一)建東都:仁壽四年(604年)十一月,隋煬帝即下詔「於伊、洛營建東京」。

(二)開運河:延續隋文帝時代的運河建設,於大業元年(605年)開通濟渠,引穀洛水達河,引河入汴,以達淮,構成南北貫通的水運系統,以補中國水係皆東西向之不便,後稱「大運河」。

(三)築馳道修長城:決建東都後,即掘防衛東西兩京之壕塹,自龍門達於上洛,並置關設防。後又築馳道、修長城。

隋煬帝好大喜功的個性也表現在對外用兵上,其於大業元年擊林邑。大業三、四年北巡榆林威撫突厥,大業三年遣使經略西域,大業五年親征吐谷渾,大業六年派兵攻流求。

隋 煬帝鋪張浪費的性格和以節儉著稱的隋文帝完全相反,最著名者表現在「觀風行殿」的建造上,史載:「上容侍衛數百人,離合為一,下施輪軸,推移突忽,有若神 功。戎狄見之,莫不驚駭。」此類「移動宮殿」尚有其他較小者,運河開通後尚有「龍船」等類似之物。 可載數百人的陸上交通器今日也僅有少數大型卡車,遑論作為宮殿使用,在西元七世紀可謂神奇的機械,所費龐大可想而之。

前述諸多大型建設和對外經略、巡狩本已消耗不少人力物力,但三次高麗遠征的失敗,當為隋之敗亡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第一次高麗遠征:大業八年(612年)元月,發兵三十萬攻高麗,因補給系統不佳、路途遙遠,且兩軍接觸後高麗多次遣使談和以為緩兵之計,並且戰且走,隋軍終至缺糧,高麗軍趁機逆襲,隋軍大敗而歸、損失慘重,史載僅二千七百人還於遼東城。

第二次高麗遠征:大業九年(613年)元月,為補上次遠征之損失,隋煬帝下詔募兵,四月再行親征,於遼東地區行激烈的攻城戰,但至六月底,隋煬帝因國內禮部尚書楊玄感(隋名將楊素之子)叛亂,下令撤軍,遂無功而返。

楊玄感之亂僅經二月餘即戡定,南部響應之劉元進勢力不久也遭擊潰,但降者皆被殺,殘黨遂四處流竄,隋軍討不聲討。

第三次高麗遠征:大業十年(614年),隋煬帝再發兵征高麗,士卒相繼道亡(逃兵),殺之不止,但高麗國力亦已困疲,遂於緒戰後遣使求和,煬帝許之,諸將抗辯無用,大軍遂還。但至十月,徵高麗王入朝,不至,遠征可謂無功而返。

自此,隋煬帝長年大興土木與連年用兵之後果浮現,盜匪叛亂不休,自大業七年至十三年,各地相繼起兵者達一百三十餘起,煬帝不知悔改,仍南下遊幸江都,大業十四年(618年)三月終被禁軍弒殺,隋之國運亦告終。





三、唐之開國





(一)開國,至天可汗



唐高祖李淵自大業十三年(617年)於太原起兵,武德元年稱帝(618年),至武德五年(622年)統一全國,速度之快為中國歷代戰亂中少有者,所以能達成此種偉業,實因起兵之初即進發長安之故。

李 淵於五月起兵後,首先向突厥臣服交好,並立即和當時勢力甚大的李密結盟(時攻於王世充),不久即大軍疾趨長安,十一月克之。長安為關中戰略重地,屬當時各 勢力之中央位置,唐既得之,即採各個擊破的戰略,一一掃除各勢力。依序西取隴蜀、北擊劉武周,最後東伐鄭、南平梁,其間多輔以外交政策,避免兩面作戰,並 招安以防困獸之鬥,遂能快速統一全國。

武德九年(626年),秦王李世民策動玄武門之變,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高祖李淵經此一震撼,不久即讓位與世民,是為唐太宗。此一政變使全國浮動,引發數起叛亂,突厥亦趁機入寇,太宗除立即安撫國內各派勢力外,並賄賂突厥使之退兵,是為「渭水之恥」,才轉危為安。

隋末戰亂歷時雖不長,但歷經煬帝暴政與遠征,加以內戰凶狠慘烈,人口大減,貞觀六年(632年)謂戶口不若隋之十一,因此,初期貞觀年間乃以修養生息為主,軍事方面僅略為調整府兵制度,但於渭水之恥後,太宗即積極練兵,使部隊於數年之內悉為精銳。

貞 觀三年十一月(629年),唐趁東突厥內亂飢荒之際,發兵十萬出擊,同時策反突厥突利小可汗,至貞觀四年(630年)三月十五日即俘獲東突厥勢的頡利大可 汗。四月,西北各族君長闕請太宗為「天可汗」。此一討伐行動於冬季酷寒中進行,仍能用兵神速,一舉攻佔陰山之南,使唐國境得以推至陰山之傳統天然防線,為 史上少見的驚人大捷。唐將李靖於戰役間數度親率少量輕騎奇襲突厥,用兵如神,連戰皆捷,為第一功臣。

唐擊敗東突厥之後,仍行招安政策,使突厥各首長皆安於邊界為唐之屬國,並未趕盡殺絕,遂能迅速吸收突厥降眾安定邊界,但政策帶來的大量胡人移民也為日後大亂的遠因之一。



(二)唐初之府兵制



唐 初的對外征戰,基於府兵制的兵役之限,多為有限之短期戰爭。唐代府兵制改良自北周、隋以來的制度,兵役為一種選役制,將農民中較富有而能自備武器者徵為府 兵,平時不納稅和服勞役,但每年需服一定日期之兵役,各府兵單位(折衝府)並附有輪流遣調衛戍京師的「上番」責任。唐初府兵單位多設於關中,是爲能在短時 間內集結強大兵力以保衛京師地區。府兵多為步兵,邊防部隊和騎兵部隊則另立常備單位,形成一種外虛內實、強幹弱枝的軍事戰略。府兵制本質仍為一種徵兵制, 且武器自備,當然無法支持長期戰爭的損耗,唐太宗時期的對外征戰時間皆短,也受限於此。

府兵制的指揮系統和督導系統為求由中央掌控,設立 的十分複雜。京師的十二衛六率為指揮系統,但無權擅自徵調士兵。各折衝府的訓練督導工作由折衝府所在的道、州等地方政府執行,但不能直接領兵。調兵十人以 上的一切調動,皆須經過中央的兵部發令,經道州地方政府和折衝府將官驗證後,始得發兵。

此種兵力部署和指揮系統交錯的制度雖能防止地方專擅兵權,但指揮調動不易,面對地方亂事時運轉遲鈍,遂不持久。



(三)天可汗制度與唐代武功



唐代實內政重於外征,武功強盛的形象建立在有限打擊和招安羈靡的戰略上,形成史書中所謂「天可汗」制度。

可 汗為當時西北各族酋長的名號,天可汗之意乃為「高於所有可汗的可汗」,可說是「王中之王」的一種共主,並非真正中央集權的皇帝,各部族仍擁有自己的地盤, 唐朝不過擔任一種維持各勢力之間穩定的警察角色。因此唐代外征不論滅東突厥、伐高麗、攻薛言紽、伐吐谷渾,皆利用敵軍降眾或其他藩屬來輔佐唐軍主力,很少 單以唐軍來進攻。

唐軍在外征時往往僅尋求軍事上的有限勝利,將叛亂者擊敗以實施招安,要求其稱臣或另立新主後,大軍旋班師回國。唯初期唐 軍訓練有素,名將備出,連戰皆捷,聲威大振,北方諸胡駭於唐軍威勢,多願臣服,唐遂設置「羈靡」府州在邊境行有限統治,所謂「羈靡」不過將該地部族的首長 封為唐朝官員求得名義上的統治,實際上該地政局並無太多變化。待唐朝內亂勢衰之後,邊界諸胡即開始叛服無常,每隔數年即有舉兵叛亂者,令唐軍討不勝討。唐 代看似武功強盛,實則大軍疲於奔命。





四、唐之全盛時期至安史之亂





(一)武后到玄宗



高宗末年,唐代即開始出現戰略困境,吐蕃在西域興起,唐軍一度敗戰,不得不撤銷高麗方面的羈靡府州,並縮退西域方面的防線。太宗時代以來的有限打擊攻勢戰略,逐步轉成較為靜態的守勢戰略。

武 后於高宗年間即開始干預政治,高宗歿後不久篡位稱帝(690年),期間較為積極地用兵,雖一度擊敗吐蕃和突厥,卻無法克竟全功,連結西域的陜甘走廊始終在 突厥、吐蕃的夾擊威脅之下,末年對西域之統治開始鬆動。但武后為了對抗太宗以來的唐朝貴族勢力,首開科舉之殿試,使及第者能進入政府中樞任職,並提拔許多 下級官員和民間人才,這些人才中部分成為玄宗開元年間的中堅人物,如姚崇、宋璟等。

自武后臥病(705年),唐朝內部展開激烈的政治鬥爭,九年間四易皇帝、七次政變,至唐玄宗即位(713年)才告終。



(二)府兵制的沒落



唐玄宗在位四十三年,為唐歷代皇帝中最久者,登基後改元開元,以武后提拔的人才為遺產,改革吏治,早年國勢大盛。

軍 事方面,由於經濟富足,土地兼併、人口遷徙現象出現,府兵制不能維持,兵制逐漸轉為募兵。最先取代府兵的募兵部隊稱為彍騎,但由於經濟富足,無人願從軍, 彍騎的素質惡劣、紀律不彰,二十年餘即取消。另改為擴大原屬輔助性質的地方政府控管部隊,如邊防軍、團結兵等,其中邊防軍逐步演進成後來的藩鎮兵。

玄宗開元年間,除開始改以募兵制充實邊防外,亦數度出征擊敗契丹、突厥和吐蕃,延續太宗和武后的有限打擊戰略,國威大振,但長年征戰,遂使原為邊防部隊指揮的地方節度使勢力日大。

天寶十年(751年)唐朝和阿拔斯王朝(古稱黑衣大食)之間爆發的怛羅斯戰役,唐軍的落敗充分顯示唐朝在兵源上的戰略問題,唐軍參戰兵力三萬餘人中,即有三分之一是附庸國的兵力,而附庸兵力的倒戈也成為戰役落敗的主因之一。



(三)安史之亂



唐玄宗即位過久,至天寶年間已不復年少氣盛,開始安於逸樂、寵信佞臣,國家行政日趨腐化。

而 由於經濟富裕,漢人不願當兵,邊防部隊中經濟較差的胡人日多,胡將也陸續增加。胡將之中,安祿山獲得玄宗寵愛,得以升為節度使,甚至身兼三個節度使,所統 兵力超過唐朝中央三分之一左右,終於在天寶十四年(755年)以除寵臣楊國忠為名義,起而叛亂,加上其後的史思明父子叛亂,史書合稱為「安史之亂」。

安史之亂最終仍由其他藩鎮的兵力平定,藩鎮勢力的增大至此一發不可收拾,唐初軍事戰略的「外輕內重」部署,演變為「外重內輕」的部署,形成藩鎮割據局面,唐朝雖能在藩鎮互相牽制之下維持國祚,但對地方政府已難以號令,滅亡成為時間問題。





五、評論





(一)隋文帝之開國



隋 文帝初登基之時的戰略方針,就是在避免兩面作戰,但以南下滅陳為主要目的。初期雖一度受到來自突厥的攻擊,卻能以外交和間諜工作瓦解突厥內部團結,僅以適 時的有限打擊就將之擊退,並和主要假想敵的陳朝訂立暫時性的和約,為一值得給予讚美的戰略行動。暫時性的防堵突厥之後,先以穩紮穩打的方式削弱陳朝,最後 一舉發動總攻僅數月即滅陳。在滅陳後的對突厥戰役上也可見此種抓準突厥內亂時機才行進攻的戰略,能反映隋文帝的慎重性格,雖未使用特出的奇謀,但以最小的 成本收最大的效果,值得為研究戰略者借鏡。



(二)隋煬帝之敗亡



與慎重自持、簡化政府的 隋文帝完全相反,繼任的隋煬帝好大喜功,雖有一定的創意和天才,但過於浮誇的各種建設和作戰,消耗人力物力甚鉅,能在短短十餘年內使前景大好的隋朝敗亡, 實為史上少見。三次遠征高麗,第一次因計畫不佳而敗北,第二次因內亂而中止,第三次也僅獲得虛偽的臣服,顯見煬帝的戰略無知。軍事不僅防禦面關係國家存 亡,即使攻擊面也關係國家存亡,未經計畫輕啟戰端的危險性由此可見。



(三)唐之開國



唐 之開國雖迅速但處境十分險惡,隋代的基礎建設雖在,但國家人力和物力皆消費甚鉅,百廢待舉,突厥一度兵臨城下,僅靠賄賂得以退之。由此局面重建國家的唐太 宗和其臣將的英明值得大書特書。在軍事上雖僅求將隋末戰亂興起的募兵部隊重新恢復為府兵制度,但求加強訓練即收效甚大,在數年內建立一支可以有限打擊突厥 的軍隊。太宗時代重視軍事訓練,良將輩出,雖皆行有限打擊的羈靡招安戰略,但僅以抓準突厥飢荒時機的神速一戰,得「天可汗」之名,為一輝煌勝利。整體而言 太宗並未進行特殊的建設,但求國家平穩安定,執政中、後期利用附庸國兵力和府兵行短期戰爭、有限打擊的戰略持續收到良好效果,以裝備、訓練較差的徵兵制來 說,相當不可思議。



(四)唐之全盛時期至安史之亂



唐朝的兵制演變,充分顯示社會富裕乃 為徵兵制之天敵的事實,這一現象可說古今中外皆然。即使是當今世界大國如美國,也面臨如唐朝開元年間的兵源困境,所幸其原本即為移民國家,部隊忠誠度尚不 須擔心,蓋美國全體官兵向憲法宣誓。另一方面,隋征高麗的挫敗與唐邊防部隊的改組,反應徵兵制不利於遠征的弱點。唐的衰亡主因就在於節度使的坐大,此又根 源於邊防部隊的兵源問題,可見兵制的影響足以動搖國本。

依拙見,徵兵制利於守勢戰略而不利於攻勢戰略,唐初的府兵制本是作為守勢作戰的機 動打擊之用,邊防部隊作用止於預警,這種戰略設計更不利於遠征,雖以輕裝方式建軍求強化戰略機動力,但試圖維持天可汗制度仍有其極限。武后執政時期和玄宗 開元年間的過度擴張,加以社會富裕對兵源的影響,終於超出了府兵制所能維持的極限,遂不得不改以募兵而來的胡人充實邊防部隊。安史之亂的產生,在於改採募 兵制之時並未對將領忠誠度問題加以注意,而非募兵制本身的缺失所在,蓋蕩平安史之亂的也是其他節度使的部隊。

綜觀,唐初以府兵制行有限打擊,對胡人行羈靡招安的戰略,由於重視部隊訓練而顯得非常有效,但過度的擴張違反此種戰略的本質,終使外輕內重的軍事部署形成外輕內重的軍事部署而動搖國本,其中有許多問題值得研究參考。





參考書目:



三軍大學編著,《中國歷代戰爭史》第七冊。台北:黎明文化出版社,民國65年。

三軍大學編著,《中國歷代戰爭史》第八冊。台北:黎明文化出版社,民國65年。

三軍大學編著,《中國歷代戰爭史》第九冊。台北:黎明文化出版社,民國65年。

何世同著。《中國戰略史》。台北:黎明文化出版社,2005年。

鈕先鍾著。《中國戰略思想新論》。台北:麥田書局,2003年。

赫治清、王曉衛著,《中國兵制史》。台北:文津出版社,民國86年。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